全球化趋同与中国经济发展

2019-04-15 19:54 来源:未知 作者:石家庄生活网1
全球化趋同与中国经济发展

有近半个世纪历史的世界经济论坛,或者说因在瑞士滑雪胜地举办而得名的达沃斯论坛,以其议题设置具有最为广泛的关注度而著称。2019年新年伊始召开的年会以“全球化4.0:打造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的全球架构”为主题,也就是说,会议主题的设计者主张把工业革命与全球化联系起来加以认识和讨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这个话题与当今世界的几乎所有焦点问题都有关,因而包含着诸多政治家、企业家、学术研究者和智库学者孜孜以求的疑问。

达沃斯论坛的创始人克劳斯·施瓦布在其最近出版的著作中,从采用生产技术特征的角度区分了历史上四次工业革命,并给出大致的历史时段:第一次工业革命大约发生在1760—1840年之间,以使用水和蒸汽动力进行机械生产为特征。第二次工业革命始于19世纪末并延续到20世纪初,以使用电力进行大规模生产为特征。第三次工业革命始于20世纪60年代,以电子信息技术促进自动化生产为特征。正在发生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则是打破物理、数字和生物边界的革命,表现为互联网无处不在,移动性大幅提高;传感器体积越来越小,性能却越来越强大,成本日益低廉;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方兴未艾以及内涵更为广泛等方面。

在施瓦布看来,全球化是技术变革引致的现象,是创意、人员和货物在全球范围的运动,因而也是工业革命的一种全球框架。不过,他并没有像对待第四次工业革命与全球化4.0的关系那样,明确而完整地给出全球化4.0之前各版本全球化的时间区段。事实上,那样做的难度相当大。因此,我们首先只需在思维方式上把握工业革命与全球化两种现象之间具有内在联系即可,而且这样做至少有助于表达上的方便。

不过,我们仍然可以尝试采用倒推的方法和逻辑,大体上给出此前全球化的大概时间范围。迄今为止的这一轮经济全球化即全球化3.0可以从20世纪90年代算起,表现为中国、印度和中东欧国家开始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此前的一个时期,即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并且形成以布雷顿森林体系为主导的全球经济体系为止,可以算作全球化2.0。或许自15世纪地理大发现到20世纪初期可以作为全球化1.0的典型时期。从这个年代划分,也不难看出其间全球化经历了时间跨度颇大的起起落落乃至中断。

其实,无论在正在打造的全球化4.0之前是否存在定义明确且具有共识的3.0、2.0和1.0诸版本,也无论这些不同版本全球化的时间区段如何界定,我们皆可以得出一个不容否认的结论:中国经济发展错过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以及全球化1.0和全球化2.0的赶超机会,却在第三次工业革命和全球化3.0中抓住了机遇,脱颖而出一跃成为全球领先者和最大的获益者。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功经济发展已经走过了40年的历程,其间中外经济学家从诸多方面进行了热切的探讨,给出了各种理论说明,相关文献可谓汗牛充栋。多数学者也得出了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成功得益于参与全球分工体系这样的一般性结论,然而,把中国经济发展置于同一时期的全球化以及工业革命视野中的深入研究,总体而言仍嫌不足。在面对变化了的全球化趋势及其带来严峻挑战的情况下,这种现状可能导致认识新情况的理论准备不充分,应对新情况的政策储备不足。

既然在工业革命与经济全球化之间存在着时间上并不严格对应却在逻辑上紧密相关的特点,为了简便起见,我们以下讨论中虽然会对两个历史过程都有涉及,但是更多地从经济全球化入手虽然这并不意味着对工业革命的忽略。同时,既然我们讨论的重点是在工业革命和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经济发展,这里将重点分别放在揭示上一轮经济全球化的若干特点以及中国经济如何抓住全球化机会,实现了对更为发达经济体的赶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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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李嘉图:全球化特点变化

大卫·李嘉图应该当之无愧地被尊为国际贸易理论之父,或者说现代贸易理论的基础是以李嘉图比较优势原理为本源,加入一代又一代杰出经济学家贡献而形成的“赫克歇尔—俄林—萨缪尔森”模型。该理论认为,国家之间进行贸易并均从中获益的决定性因素是各国具有不同的生产要素禀赋。

换句话说,由于不同产品中凝结的要素强度不尽相同,国际贸易无异于国家之间以自身丰裕的生产要素交换相对稀缺的生产要素,并通过由此导致的要素价格均等化结果而分别获益。由于不同产业倾向于使用不同性质的生产要素,如传统重工业凝结更多的物质资本,传统轻工业更多属于劳动密集型,而现代信息产业则更为密集地凝结了技术和人力资本,又由于各国在不同要素上具有不尽相同的禀赋,我们预期看到依据比较优势原理进行的国际贸易应该属于产业间贸易。

但是,在很多情况下我们观察到的却是产业内贸易,即国家之间交换同一种类型的产品,特别是具有要素禀赋同质性的发达国家之间进行同类型产品的贸易。例如,同属高收入国家的日本和德国都生产汽车,而且相互进行汽车贸易。这种情形至少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的那一轮全球化中比较普遍。因此,经济学家也从那时开始纷纷构造理论模型,尝试对这一违背比较优势原理的现象给出新的解释。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经济体系同时处于两种分隔状态,分别表现为东西方之间和南北方之间的分隔。首先,以美苏之间的冷战状态为标志,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实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处于分隔状态,前一类型国家之间进行分工与贸易,后一阵营国家之间也进行局部性合作,如苏联主导的经济互助委员会国家之间的分工与贸易。其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获得独立的一些发展中国家,一方面出于对殖民地时代贸易的惨痛记忆,另一方面在诸如“依附理论”和“中心—外围”理论等激进发展经济学思潮的影响下,排斥与发达国家进行自由贸易,并且中低收入国家之间也无贸易可言。所以,那个时期的国际贸易主要发生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根据世界银行数据,1960年高收入国家的货物出口占全球货物贸易总额的95.4%,其中70.6%的贸易发生在高收入国家内部。

那么在具有相同或相近生产要素禀赋的发达国家之间进行贸易的理论依据是什么呢?符合人们对现实的观察因而被广为接受的理论是所谓“新贸易理论”这种理论认为,各国进行专业化生产,不在于发挥各自相对充裕的生产要素禀赋优势,而在于利用各不相同的报酬递增效应和网络效应。虽然发达国家具有相同的资本要素丰裕特征,但是不同的规模经济和产业配套水平产生类似于比较优势的效应,仍然可以使其获得贸易的收益。因此,产业内贸易既可以存在,也有其存在的道理。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通过扩大开放,逐步加大恢复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创始国地位以及随后成为世界贸易组织(WTO)缔约成员的努力,苏联和东欧国家以及越南等国家的经济转型也扩大了对外开放,印度等新兴经济体也积极参与国际产业链分工。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是,1995年代替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的WTO正式运行,包括从关贸总协定转为成员的国家以及很多低收入国家在内,当年成员总数就已经达到112个。

这些国家具有庞大的经济规模和劳动力总量,多数又分别为中等收入或低收入国家。仅以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轨国家的人口为例,中国、越南、蒙古国、苏联及欧洲原计划经济国家1990年的总人口规模大约为16.3亿,占全世界比重高达30.8%,而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为10.1亿,占全世界比重更高达32.8%。如果再加上印度和拉丁美洲国家,可以想象逐渐加入全球分工的总劳动力规模该有多大。因此不难判断,从那以后的世界贸易便逐渐回归李嘉图模式,更加符合比较优势原理的预期,越来越多地表现为交换生产要素的产业间贸易。

杰弗瑞·萨克斯等做过一项研究,直接估算了生活在开放经济体的人口比重变化。他们发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世界经济总体上是封闭的,直到1960年,大约也只有20%的世界人口生活在开放经济体;1993年,这个人口比重刚刚超过50%;到1995年,随着中国和俄罗斯成为开放经济体,生活在开放经济国家的人口便达到了87%。如果用国内生产总值(GDP)衡量这个开放经济体的扩张过程,可见的变化趋势也是一致的。实际上,1995年之后的经济全球化趋势更快,不仅表现为参与世界经济分工国家的增加,如WTO超过半数的成员系在1995年1月1日以后缔约,更表现为它们参与全球分工的程度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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