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硬科技终迎来黄金时代

2019-10-02 09:25 来源:未知 作者:石家庄生活网
中国硬科技终迎来黄金时代

据相关历史资料,从公元6世纪到17世纪初,在世界重大科技成果中,中国所占的比例一直在54%以上,而到了19世纪,骤降为只占0.4%。

时间永世流逝,街市依旧太平。

只有对于太阳来说,这样急促的下降才是无关痛痒的;可对于在意这个时代,在意这个国家命运的人而言,这是个太过于扎眼的数字,这样的现状也迫切需要被改变。

从“两弹一星”到军事强国;从“东方红一号”到“神舟五号”,再到“天宫一号”;从“银河一号”到“天河一号”再到如今的“神威·太湖之光”;从龙芯系列通用芯片到如今5G、AI、类脑芯片的全面开花。

科学技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影响着国家的前途命运,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

一代代技术人们坐冷板凳几十年,直到今天,硬科技创新力终于爆发,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代,“李约瑟之问”显然也因此迎刃而解。

当然,想要更好地解答这个问题,呈现硬科技发展的历史脉络,故事还要从几十年前讲起。

从达特茅斯的夏天到中国科技的“春天”

上世纪50年代,中国刚刚从枪炮与战争中站立起来不久,满目疮痍,百废待举,科技尤其如此。国内专门的研究机构一度不超过30多个,全国科技人才一度不足5万人。

废墟之上,“高楼”难建。

1956年1月,全国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毛泽东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为中国的原子能、电子学、半导体、自动化、计算技术、航空和火箭技术等新兴科学技术奠定了基础,促进了一系列新兴工业部门的诞生和发展。

1963年国家制定“十年科技规划”,安排重点科研项目374项,规划了农业、工业等各方面的最新科学技术的研究和运用。仅三年时间,就取得“两弹一星”、电子计算机、射电望远镜等一批重要成果。

两次科技长远规划的制定和实施,让中国科学技术事业在现代化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两大步。

没有任何留学经历、土生土长的“中国氢弹之父”于敏是我国国防科技事业改革发展的重要推动者。

在核武器研究史上著名的“百日会战”之后,1967年6月17日,我国成功地空投爆炸了第一颗氢弹,爆炸威力同于敏计算的结果完全一致。

中国航天人的杰出代表,“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2009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孙家栋院士也表示:“通过第一颗卫星,我们证明,就是我们能把卫星送上去,我们能做一颗卫星在天上生存。”

上天入海,作为第一代攻击型核潜艇和战略导弹核潜艇总设计师,黄旭华仿佛将“惊涛骇浪”的功勋“深潜”在了人生的大海之中。用最“土”的办法来解决最尖端的技术问题,是黄旭华和他的团队克难攻坚的法宝。

更不用说,直到如今还在希望可以用示范田实现亩产1200公斤向国庆70周年献礼的袁隆平,以及用青蒿素为基础制成的复方药已经挽救了全球数百万疟疾患者的生命,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科学奖项的中国本土科学家的屠呦呦。

以获得共和国勋章的于敏、孙家栋、袁隆平、黄旭华、屠呦呦为代表,一批批国内科研的中坚力量,从无到有,茁长成长起来。

当然,同一时期,大西洋彼岸的美国也正历经一段黄金岁月。尽管存在核灭绝、种族隔离和迫在眉睫的冷战的威胁,但上个世纪50年代仍然被视为美国历史上幸福和繁荣的时代。

1956年夏季,新罕布什尔州汉诺威小镇,达特茅斯学院群星闪耀,一群来自各大研究机构和科技公司的科学家们聚在一起,共同研究了两个月,目标是“精确、全面地描述人类的学习和其他智能,并制造机器来模拟”。

 

这是人类近代历史上,顶级科学家们第一次如此齐活地聚在一起,就机器智能问题进行探讨,也正因为此,达特茅斯会议后来被公认为人工智能的起源。

与达特茅斯会议几乎同一时期,参会的西蒙、纽厄尔和第一届图灵奖得主艾伦·佩利(Alan Perlis)一起创立了卡内基梅隆大学(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CMU)的计算机系,从此,CMU计算机系成为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研究的高地。

80年代,一批怀抱“远大的理想、志向、抱负和对新事物的追求”的中国学生陆陆续续来到CMU计算机系,向人工智能先驱们拜师问道。

这些年轻人,包括曾经活跃于谷歌的李开复,百度的陆奇,前微软亚洲研究院院长沈向洋,现任微软亚洲研究院院长洪小文。

而一些当时没有选择CMU的年轻人,如计算机视觉华人鼻祖黄煦涛、2000年图灵奖得主姚期智,则在同样散布在东部学术高地的各个顶尖实验室里。

90年代,当时只有二十出头的中国年轻人汤晓鸥,刚刚从中科大信息科学技术学院毕业。此后,他没有选择继续留在母校,而是来到历史悠久,学术辉煌的美国东北部继续求学深造。

新千年之初,深度学习技术已然取得重大突破,却还没有迎来属于它的高光时刻,在李开复、沈向洋、汤晓鸥等人之后,更多的年轻人开始来到东部各大高校的实验室里深造。

2006年,时年25岁的周曦挥别呆了七年之久的中科大,进入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UIUC),成为华人计算机视觉大师黄煦涛当年在全球招收的三位学生之一。

当时的中科大已然成为国内众所周知的语音研究高地,头部语音AI公司科大讯飞和云知声创始团队均来自中科大。

周曦想要做更有挑战的事情,他对当时在中国发展仍然很不充分的图像识别技术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而美国恰好拥有当时独一无二的图像识别研究环境。

他很快在UIUC搭建了Cluster服务器阵列,将语音识别领域的算法跟思想与图像识别领域巧妙交叉碰撞。此后的几年,周曦跟团队先后战胜MIT、东京大学、IBM、Sony等著名研究机构,拿到六次世界智能识别大赛冠军。

而在2006年前后,与周曦一同拜入黄煦涛门下的,还有依图的颜水成,文远知行的韩旭和宁华中、文安智能的陶海、奇点汽车的黄浴等人。

学成之后,这批人几乎无人留在美国,而是陆续归来,把最前沿的尖端科技带回中国。

以外企为师,走向世界

新千年之初的中国,伴随着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80后、85后年轻人,已经告别了衣不蔽体、食不饱腹的最艰难岁月。年轻人们不再需要为解决温饱问题发愁了,整个社会的创新力与活力随之开始释放。

2000年,世纪交叠,热闹的清华园照常迎来一批新的学生,王永瑞便是新生中的一员,此后8年,他一直在清华精密仪器系念书。

毕业之后,王永瑞曾在航天科工四院待过短暂的一段时间,2013年他加入清华旗下产业启迪之星,从普通员工做到常务副总经理,从事硬科技创业项目投资孵化工作。从清华到启迪,王永瑞一直是中国科技创业浪潮的见证者与参与者。

8年间,偌大的园子内外发生的一切,王永瑞回想起来依然历久弥新。

彼时的清华人,尚且对创新创业没有如今天般的热情,上课、作业,业余时间搞搞社团,参加参加学生会的工作,学生们常是规规矩矩的,在就业的选择上同样如此。

深度学习技术尚未起来,算法也还不那么常见,机械类、材料类、芯片类学科仍然冷门,硬科技尚且没有像今天这样受到如日中天的追捧。

那是外企在中国最为风光无两的时代,遍布望京商圈的是摩托罗拉、爱立信等外企,金辉大厦还不是阿里的地盘,360集团也尚未在这里筑起高楼。

“在那个年代整体来讲,创业的比例还是小,打工也基本上是去外企的金融公司和互联网公司,大量的网络设备公司,像爱立信,它并不是国内的企业,还是大的外企。”王永瑞向CV智识回忆起他求学时期同窗好友们的就业选择,大量的人才都去了外企互联网公司和金融公司。

与此同时,国内的互联网也在萌芽,新浪、搜狐、网易等门户网站出现,怀抱着好奇的清华人也开始做一些校园网、社群项目的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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