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诗”是一个时代的文学“重器”

2017-10-30 14:59 来源:未知 作者:网上百家乐游戏
“史诗”是一个时代的文学“重器”


我们谈论的“史诗”显然不是一种诗歌文体意义上的“史诗”,这种史诗已经相当式微,但诗学意义上,或者作为审美范畴的“史诗”品格却在叙述文学、特别是长篇叙事文学中被确立下来。

我们可以观察外国文学史,无论是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罗曼·罗兰,还是福克纳、马尔克斯,举凡写出过史诗品格作品的作家往往都有深刻的思想、相对完整的世界观,甚至庞大的哲学体系,对于人类和民族国家有强烈的责任心,他们超越一己的喜怒哀乐,自觉地肩负人类和国家民族的苦难,而且他们的作品往往是百科全书式的。

因此,虽然我确实没有仔细研究过文学史或者文学理论所指认的“史诗”究竟包括哪些指标,但我想象中的史诗,其体量应该是一种“宏大精神”,然后在这一指标下会把某些文本归于“史诗”的名下。换句话说,文学史上确实有一种“文学”,它的精神气象、它的结构秩序,包括作家的写作抱负等等,都具有一种“史诗性”,而且“史诗”或者“史诗性”往往被用来谈论文学和所处时代的关系。如果这样看,我们时代确实需要重提“史诗”的,这应该和是否畅销、是否拥有最广大的读者,甚至是否达到某一个局部的文学成就有着完全不同的文学标准。

打一个不恰当的比方,“史诗”是一个时代的文学“重器”,它的意义具有象征性,且会溢出文学自身。不是每一个作家都适合、都会写出“史诗”,因此如果我们时代为每个作家都设定一个“史诗”的标尺,其实是会伤害到文学的多样性,但一个时代需要也必须遴选可数的“史诗”。

但强调史诗的巨大性又不能一概而论。这里面的问题是:存在不存在假想的、一成不变的“史诗”?比如年轻作家黎幺的长篇小说《〈山魈考〉残篇》,这部现在只在《花城》今年第二期发表了部分章节的小说,写一个假想民族的湮没。这部小说和时代之间的对应关系,或者说互文关系,是寓言性,而不是传统的现实主义把握现实的方式,但我觉得这部小说是一部“史诗”意义的小说。我们不能把“史诗”局限地理解成“写实”,也不能以为史诗就是风俗史意义上的百科全书。文学意义的“史诗”不是简单地为某个时代“存史”。因此,按照我的理解,鲁迅、卡夫卡的小说是“史诗”性质的。再有,即使不从一部作品精神体量上考量,如果我们时代是“快节奏、碎片式、欲望化的小时代”这个立论成立,那么我们时代的“史诗”是不是也可以蜕变成“小史诗”。

基于此,我觉得“篇幅”不能成为是否具备“史诗性”的指标。韩少功的《马桥词典》、王安忆的《长恨歌》、阿来的《尘埃落定》从篇幅上看,就够不上“巨大”,但不妨碍它们是“史诗”。相反,张炜的《你在高原》、孙皓晖的《大秦帝国》,乃至黄永玉的《无愁河的浪荡汉子》虽然都堪称“篇幅”上的鸿篇巨制,但我不认为它们有“史诗性”,至多是“佯史诗”的“长”小说。应该意识到,长篇小说不是“长”的小说。长篇小说对一个作家把握世界的创造力、想象力以及结构能力是有要求的。我们现在的长篇小说许多至多是“故事会”,不是文体意义上的“长篇小说”。

几年前我在鲁迅文学院的一次座谈上就提出过,我们的作家是不是都适合、都能够写作长篇小说。在长篇小说写作问题上,现在普遍存在两个问题。一个是明明没有长篇小说的写作能力却硬写。因为我们的文学评价标准有一种幻觉式的“长篇小说控”,认为一个作家文学成就需要靠长篇小说来论定。这导致了大量只适合写作中短篇小说的作家,一窝蜂地去写长篇小说;另一方面,可以写好长篇小说的作家,往往各方面准备不足,仓促上阵,于是就有很多半生半熟,“烂尾”的长篇小说生产出来。现在是长篇小说的产量越来越高,好长篇小说越来越少。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的长篇小说观可能落后和僵化,是不是存在另外一种非巨大型的南方式的长篇小说?不只是地域差异的影响,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跟进不够,对当代中国长篇小说类型研究不充分。再有,这些年,我们长篇小说能立得住的人物就很少,而且我说这些没有立得住人物的长篇小说也不是以“寓言性”见长的,按照道理应该写出立得住的人物。

关于史诗的资源问题,其实是和中外文学交流相关联的。从五四开始的中国现代文学,本来就是向西方学习的,我们现在很难辨识中国现当代文学资源是本土的还是域外的。我们不能一方面谈论西方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和建构;另一方面,当作家不能写出我们想象的西方“史诗性”作品的时候,又说因为我们没有史诗传统。如果确实,中国作家对西方史诗性有不适应,或者选择性的略过西方史诗,这个问题倒值得仔细研究。

在今天这样一个文学资源完全开放的时代,简单地谈我们的文学传统和他们的文学传统其实意义不大。作家所接受的文学影响是综合的和浑然的,除非他们只是为模仿而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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