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煤炭吃饭的凤台要治污,究竟是一道选择题还是一道计算题 朱德

2017-05-20 16:31 来源:未知 作者:admin
靠煤炭吃饭的凤台要治污,究竟是一道选择题还是一道计算题  朱德


安徽一采煤农田塌陷成泽国,水面藻类泛滥如泼红漆,园屋泡在水里。视觉中国 图
 
“工人日报”微信公号5月20日消息,煤炭的黄金十年将凤台县送上安徽省GDP十强县位置,但也让它面临着纷繁复杂的环境治理沉疴。
 
随着新环保法的实施,从上而下的环保责任要求与自下而上的环保民意压力,让凤台这个资源大县,走上了环境治理之路。
 
在科技和法治支撑日益强大的今天,环境治理如何走向现代化,已是不得不面对的课题。
 
安徽省淮南市凤台县,古称下蔡,认识它要从几个显著特点开始:全国深井采煤第一大县;淮河、西淝河过境,水路运输发达;地处淮北平原,基本农田占全县一半以上的面积。
 
这些对外介绍的特点,在凤台县环保局长盛辉眼里,却意味着特殊的“麻烦”——
 
产煤的地方,给人的印象总是黑乎乎的。除了脏,深井煤矿开采还带来了大片农田和农舍沉陷,对自然环境破坏严重,隐藏着复杂的补偿、搬迁和安置等矛盾;
 
煤炭外运中,汽运带来扬尘污染,如果选择水路运输,包围着县城而过的淮河两岸,大大小小的码头、堆场和洗煤场,则会让整个凤台县笼罩在随时可能袭来的黑色粉末中;
 
大片基本农田,每到夏秋两季,上面是中央秸秆禁烧的要求,下面是农民四处点火焚烧的压力,这让处于中间责任层的县环保局乃至县政府班子,不得不全员上阵地毯式巡逻灭火。
 
盛辉眼里的这些“麻烦”,摆在凤台县领导班子桌面上,就是青山绿水与真金白银的衡量与取舍。
 
从2002年到2012年的煤炭黄金十年,将凤台县送上安徽省GDP十强县位置,但也让它面临着纷繁复杂的环境治理沉疴。
 
这样一个县要治污?它究竟是一道选择题,还是一道计算题?
 
隐忧初现
 
有一天,凤台县县长袁祖怀站在凤台国际饭店门口,正和一批客人介绍凤台,一阵大风刮来,夹杂着黑色煤粉的灰尘,落了满头满身,场面尴尬。
 
这个画面和当时内心的崩溃感,袁祖怀至今难忘。
 
从上世纪90年代起,凤台地下120亿吨煤炭,就像一个巨大的宝盆,吸引着人们向地层深处不断掘进,先后兴建了张集、顾桥、顾北、丁集等煤矿,最高峰时,年煤炭产量4000万吨。
 
为了把这些煤炭运输出去,成本相对低廉的水路,成了不二选择。
 
凤台国际饭店就坐落在淮河河畔。淮河两岸,不到百米的间隔,历年建起的小码头、小堆场里,黑色煤堆像连绵的小山一样,就算没有大风,一辆车子经过,卷起的黑色扬尘,也够人难受一阵子。
 
凤台县城的淮河岸边,等待为煤炭堆场卸货的大妈。 李瑾 摄
 
住在淮河北岸的一位县政府公务员回忆,每天早晨,他认认真真打扫一遍屋子,等到了下班回家时,落满灰尘的地板,脚踩上去,就会留下清晰的印记。
 
“是很脏,但靠煤‘吃’煤,大家都习惯了。”
 
凤台县长期头顶全国深井采煤第一大县的名头。2008年,煤炭价格最好的时候,凤台GDP总值130.7亿元,位居全省第4,与第1名的无为县相差不到30亿元。
 
然而,2012年,袁祖怀上任凤台县县长这年,煤炭“黄金十年”宣告结束。凤台县当年全年的GDP总值为215.2亿元,掉落到全省第6名,与第1名的肥西县相差了201亿元。
 
2013年、2014年,煤炭价格的颓势不减,凤台县的排名,两年再降3位。
 
尽管凤台的GDP总量始终稳定保持在220亿元左右,但相对于其他县的快速发展,靠煤炭吃饭的凤台,像是被那挖空的地下黑洞紧紧攥住,难以动弹。
 
采煤沉降区,一所坍塌的民房。 李瑾 摄
 
在凤台人看来,几个大煤矿和电厂属于央企、省企,凤台从中得利不多,但所有的环境代价却要凤台承担。
 
这样的感觉,在煤炭价格走低的几年,更显突出。
 
过去一段时间,因为煤电基地建设的快速推进,一些煤炭企业在征地手续没有办理、塌陷区群众没有得到妥善安置和补偿的情况下,采取了先采后征,先塌陷后补偿的办法。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经济的发展,这让原本就充满争议的补偿方案愈发显得“不合时宜”,群众不满和社会矛盾日益累积。
 
袁祖怀毫不讳言,“凤台的上访量不小,很头疼,也困扰着凤台县的发展。”
 
“一煤独大”的格局,凤台县领导班子不是没有做过扭转的努力。然而,固有发展模式的惯性下,转变谈何容易。
 
看着凤台县的经济构成表,县里不少领导的内心不止一次地自问,怎样才能走出环境困局?
 
凤台县内在的环保矛盾还未解决,外部的环保压力却已层层袭来。
 
禁烧窘境
 
2013年1月,包括北京在内的中国东部持续近一个月的严重雾霾天气,激发的民间环保治理诉求,向各地政府管理者涌来。
 
此后,在一次次的雾霾天中,整个社会都在思考同一个问题——经济发展是为了什么?
 
环境问题在倒逼发展方式的转变。大气治理,首当其冲。
 
在凤台县环保局监测站总工程师徐中根的记忆中,从2012年开始,国家关于秸秆禁烧的执行,突然严格起来。“你在田头烧秸秆,咔嚓,头顶的卫星就给你拍到了,环保部全国通报,县里的压力可大了。”
 
研究发现,在焚烧秸秆高发期出现的严重污染天气中,焚烧秸秆带来的污染物对雾霾的贡献率可能达到20%左右。因此,秸秆禁烧成为全国大气治理中,首先被重视起来的措施。
 
而我国秸秆焚烧最严重的区域之一在淮河流域,特别是江苏北部,安徽北部,河南中、南部,山东南部,时间为每年6月。
 
徐中根说的“咔嚓”拍照,是一种遥感监测技术。国家环保部每天通过卫星遥感,监测全国范围内秸秆焚烧火情,并实时发布全国火点统计。凤台县,恰恰就处于重点监测区域。
 
从卫星遥感监测开始,凤台县被拍到过两次,县长袁祖怀心有余悸。“每天忙着四处巡查火点,可还是有堵不住的时候。”
 
头上有“天眼”,凤台县的官员们忌惮着,但农田里的农民可不管这些。
 
环保局长盛辉形容,秸秆焚烧厉害的时候,遮天盖日,刺鼻呛人。有时候,他在屋里开会,眼睛都能熏得流泪。要是秸秆是湿的,烧起来烟更大,县城里都能看到大片烟灰落下来,飘得到处都是。
 
作为农业大县,凤台每年夏秋两季收割季,农民四处点火,全县干部日夜巡逻,那场面,盛辉形容,“疲于奔命”。
 
袁祖怀在淮河岸边调研堆场码头治理情况。 李瑾 摄
 
徐中根记得,2014年,他包了3个镇共20多个村,光村干部值守点就设置了30多个。县里包保的干部,每天需要开车巡查一遍值守点,一是查看基层人员是否到位尽责,二是路上遇到火点也好及时扑灭。
 
几乎整个6月,盛辉白天上班,到了傍晚6、7点,吃过饭后就开着车到自己包保片区巡逻,回到家里经常要到夜里12点多。想起自己第一次灭火的情景,盛辉记忆犹新。
 
那是2014年,县委刚开完会,盛辉就接到通知说,朱马店镇有人焚烧秸秆了。
 
等盛辉赶到现场,火已经烧得很大,一浪一浪地,像是一条条火龙。他从附近老百姓家抄起扫帚,冲上去,迎着火头就打,用了个把小时,才终于灭掉了一条火线,可旁边还有火在着。
 
这一次灭火,对盛辉触动很大。“你在灭火,着急得要命,可老百姓都在围观,没人愿意帮忙。他们觉得还不如烧完了,这样明年地肥收成好,干部都是吃饱了没事干。”
 
环保治理的孤立感,萦绕在盛辉的心头。
 
秸秆禁烧期,县环保局全部人马只有40多人。在国家环保部的监测压力下,整个凤台县的干部,几乎全员上阵巡查,县长袁祖怀也不例外。
 
有一天,巡查跑了4个小时后,司机告诉袁祖怀,“今天巡查,车已经跑了300多公里了。”
 
袁祖怀心里一惊,“凤台才多大,这不是办法啊!”
 
环保紧箍咒
 
从秸秆禁烧的疲惫开始,环保压力倒逼出来的主观治理意识,在凤台县领导班子中一点点积累。
 
分水岭,从2015年1月1日开始。
 
被称为“长出钢牙”的新环保法正式实施,对地方环境治理责任提出了全新的要求。
 
为了让新环保法确立的新规得以实施,国家环保部启动了54项配套文件、规章制度的制定工作。“按日计罚”“查封、扣押”“限产停产”等新规实施细则一一出台,“行政追责”“行政拘留”等其他50项配套文件也陆续颁布。
 
短短两年时间内,环保部约谈地方负责人、环保督查组开展地方巡查、法律赋予民间公益组织环境公益诉讼的权利……
 
一道道环保紧箍咒,层层念到凤台县,所有人都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环保政治压力和法治压力。
 
袁祖怀觉得这些压力来得挺好。
 
不管是凤台县委县政府领导班子,还是人民群众,如果对环保的认识尚有分歧,或者说环保局长盛辉曾经感觉到的那种孤立感依然存在,那么环境问题就很难解决。如今,有了“尚方宝剑”和自上而下的环保督查压力,凤台的环境治理关系,就有了强力理顺的机会。
 
“青山绿水就是金山银山”,这是政治要求;新环保法的实施,这是法治要求。
 
凤台县环保局的工作人员注意到,县委县政府领导班子对环保的要求开始强硬起来,领导们大会小会上说的话、布置的工作,很多都和环保有关了。
 
凤台县环保局一位执法人员回忆,以前,执法队到县里一个工业开发区执法时,企业很快就找到县领导打来电话,“都是县里招商引资来的企业,以后别去了。”
 
环保局执法大队队员心里窝火,谁都没拿环保当回事,不去就不去吧,惹那麻烦干什么。
 
环保局监测站工程师徐中根以前是老师,后来考到环保局工作。开始那几年,他觉得工作很轻松,比当老师时每年有两个假期还惬意。现在,加班才是常态。与过去“不惹麻烦”的想法不同了,环保局的工作人员开始掂量,如果放任污染企业不管,以后被问责怎么办。
 
环保局局长盛辉内心感受到的责任压力,比别人更大一些。
 
“别看秸秆禁烧期累成那样,但这也只是环保工作的一部分。环保局的工作,大量集中在国企、省企,真正的难点也在这儿。”盛辉说。
 
顾桥镇煤矿、电厂都有固体废物排放,煤矸石、粉煤灰随意处置,引发大量环保问题。
 
2015年春耕插秧之前,环保局发现,顾桥镇一家大煤矿企业门口的永幸河快淤死了。这条1978年完工的人工水利灌溉渠,至今对凤台的农耕灌溉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袁祖怀在淮河岸边询问堆场码头治理进展状况。 李瑾 摄
 
盛辉赶到现场一看,不过10多米宽的永幸河道里,绵延上百米的黑色淤泥堆积。再不清理,春耕灌溉就要受到影响了。
 
煤矸石是煤炭生产的固体废料,但里面还有一些煤,煤矿企业就会把这些煤洗出来。因为加工粗糙原始,含有大量固体煤灰的洗煤水就直接排进了永幸河。
 
“企业都这么干,不用一个礼拜,永幸河就能堵死了。”盛辉记得,环保局施压负有主要排污责任的5家企业,筹集来500多万元用于清淤。即便如此,盛辉也一点不敢松懈。整整一个月,盛辉的上班地点改在了清淤点儿,天天盯着施工。
 
“我不去,插秧前河道清不出来怎么办?县里要问我的责啊。”盛辉解释道,“再说,企业也需要通过环保局的工作方式,认清环保形势。”
 
科学治理
 
企业要守法,靠环保局几个人突击检查?
 
县长袁祖怀觉得还不够。
 
“你说企业污染了,要罚款也好,要停产也好,拿不出证据来,怎么执法?”袁祖怀说,水污染,有排放路径可以查;土壤污染,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也有据可查;空气是流动的,大气污染找谁负责?
 
一次偶然的机会,电信企业的工作人员告诉环保局工作人员,遍布全县的通信信号塔上,可以安装视频监控查看火点。这个办法,让凤台县的秸秆禁烧工作一下子摆脱窘境,从人海战术步入科技治理。
 
这一变化,启发袁祖怀开始思考,环境治理本身就是一个产业,如果找到一种科技手段,既能为环保执法提供科学依据,又能发展成为凤台县的绿色经济,岂不是一举两得?
 
很快,专注于煤矿井下大气监测治理的一家科技公司,成了凤台县大气治理的合作伙伴。
 
2015年下半年,这家公司开始研发大气污染网格化管理方案,经过一年时间的研发,一种大气监测设备亮相凤台。
 
凤台县环境监测中心。 李瑾 摄
 
白色的铁皮盒子里,包括温度、湿度、风速、PM2.5、PM10等24小时在线数据监测设备。设置在凤台县政府大楼里的监测中心,一块大屏幕上,从91个监测点传回的数据实时显示。工作人员可以随时调取任意一点的监测数据和历史数据,软件还可以对数据进行分析,对超标点报警显示。
 
这套刚上线不到3个月的系统,已经投入近2000万元,它寄托了凤台县科学治理大气污染的雄心。按照规划,未来全县按照2公里×2公里划分的网格,每个点都会安装一台监测设备,采集的数据每周出一份分析报告,提供给环保局。
 
现在,首批安装的91个监测装置,确保了每个乡镇都有一个。在煤矿、电厂、工地、堆场等污染敏感域附近,监测装置布点更为密集。
 
通过环境监测设备,环境污染数据实时显现。 李瑾 摄
 
眼下,放下难啃的央企、省企不谈,就说凤台县政府内部,即便是拿到了监测诊断,下一步如何治理的部门责任划分问题,仍然需要摆到桌面去谈。
 
3月底,就在记者到凤台采访前两天,徐中根就根据一个监测数据报警点,发现了一处新的扬尘污染源。
 
这个监测点位于凤台一桥上。放眼望去,大桥两侧的淮河岸边,春天的树枝葱绿,油菜花田金灿灿的。徐中根开车从桥上来来回回地过,一切看上去都很正常。“难道是监测设备不准确,它错了?”他不死心,亲自到桥下走一趟,这才发现了一个没有硬化地面的新设停车场,大货车进进出出带起扬尘。他断定,这就是罪魁祸首了。
 
污染原因找到了,就这个污染点来说,下一步会怎么治理?
 
这个问题也难倒了环保局。
 
“停车场的问题,归交通运输局还是城管局?要掐掉污染源,如果进行地面硬化,谁出钱?这些问题涉及到不同部门职责,环保局解决不了。”徐中根说。
 
现在,这个污染点的问题,由环保局局长盛辉交到了分管县领导面前等待“裁决”。
 
有了一套先进的大气诊断手段,找到了污染原因,问题涉及到不同部门时,如何协调不同部门的利益,如何划分不同部门的职责,怎样杜绝部门间扯皮推诿不作为,又成了县委班子需要用机制建设一揽子解决的新问题。
 
治理之难
 
对管理者来说,科技也好,法律也罢,都是对环境治理的强力支撑,却并不是全部。环境治理的现代化,别说对凤台县,就是对整个中国,都是一门正在探索、不断改进的课题。
 
凤台县的“十三五”规划中,一个重要目标是成为国家级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
 
生态文明示范县,是2016年1月由环保部在原有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基础上升级的一个评选。考核指标包括生态空间、生态经济、生态环境、生态生活、生态制度、生态文化等6大领域38项指标,涉及到规划环评执行率、工业用地增加值、环境空气质量达标情况、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等方方面面。
 
对凤台县来说,要达到这个目标,首先需要编制一个生态规划,搞清楚家底现状,制定改进措施。
 
然而,就是这样一份生态规划,凤台县四处寻找,居然没有单位和部门能接。最终,县里找到安徽省里的一个研究团队,作为新课题在做。
 
到了微观的环境治理上,过去粗放式发展遗留下的问题,现任凤台县委县政府必须用时间、金钱和法治来一一消化。
 
从去年10月开始,凤台县组织了公安、海事、河道、环保等相关部门对凤台二桥周边先后开展了两次环境集中整治行动,清除煤砂等物料堆场44个。
 
码头整治工作同时进行。县里的一份统计显示,他们曾开展多次联合集中执法行动,出动警力600余人次,参加行动人员2000余人次,动用大型机械近百台,运输车辆200余辆。
 
依法办事,是整治清理的核心。营业期限到了的,不再审批;合法的码头,由于环保需要拆除的,该补偿就合理补偿。
 
当然,现实的情况,远比治理原则更为复杂。
 
按照规定,码头的审批权在海事局,岸上的堆场审批权在河道局。然而,海事局隶属于淮南市直接管理,凤台县无权对码头审批进行干预。“我们只能让河道局不再续批堆场了。没有堆场,码头合法也没法用了。”袁祖怀有点无奈。
 
动人利益的事,是最难的事,但袁祖怀也坦然。“只要守住依法治理这条红线,干什么事都有法律依据,我们也就问心无愧了。”
 
相比看得见的“黑”,更让凤台县头疼的是,采矿之后的沉陷治理难题。
 
离新集镇一家煤炭企业旁的堆场没多远的地方,一片开阔的湖面映入眼帘。几年前,这里还是良田,岸边布满裂痕坍塌的房子里,也还有村民居住。地下600米——相当于中国第一高楼上海中心大厦的高度,煤炭采空之后留下的“黑洞”,拉扯着地面向下沉陷。之后,雨水和地下水一点点将这“黑洞”填满,掩盖了一切,留下表面的平静。
 
“县里正在做水面漂浮式光伏项目。”袁祖怀介绍说。
 
在一份公开的报道中,凤台县一个1万亩的采煤沉陷区水面,规划建设300兆瓦水面漂浮式光伏电站,总投资预计30亿元,两年内建成。
 
在凤台,共计11.4万亩沉陷区水面,显然不可能全部找到治理项目。整个淮南市,所有的沉陷区有100个西湖那么大,治理资金缺口可想而知。
 
“上次来,那棵树还没淹呢,这次已经只剩那么点儿树尖儿还在水面上了。”车子走在沉陷区水面中不断被加高的碎石路上,袁祖怀努力从细节处寻找这片土地的变化,“你听到过从地底传来的沉陷声音吗?有村民向我形容过,很可怕的。”
 
采煤沉降区形成的湖边,这所民房浸泡在水里。 李瑾 摄
 
站在凤台县县长的角度去看,煤矿为凤台县带来的经济效益,在当下环保要求渐高的环境下,未必划算。
 
按照税收分配体制计算,煤矿企业缴纳的税收,最终只有10%左右落到了凤台县口袋里,但环境破坏造成的一切损失,都要由当地来承受。对此,袁祖怀的观点是,煤矿肯定还是要开,但煤矿企业对环境的主体责任,应该像安全生产一样,被国家重视起来。“如果像抓安全生产一样抓煤炭企业的环境治理,还能这样肆意沉陷吗?”
 
20多年前,袁祖怀看到一则报道中说,瑞士青年人最关心的问题是环境问题时,他感到无法理解。多年后,望着凤台县模糊混沌的天际线,他终于开始明白。
安徽一采煤农田塌陷成泽国,水面藻类泛滥如泼红漆,园屋泡在水里。视觉中国 图
 
“工人日报”微信公号5月20日消息,煤炭的黄金十年将凤台县送上安徽省GDP十强县位置,但也让它面临着纷繁复杂的环境治理沉疴。
 
随着新环保法的实施,从上而下的环保责任要求与自下而上的环保民意压力,让凤台这个资源大县,走上了环境治理之路。
 
在科技和法治支撑日益强大的今天,环境治理如何走向现代化,已是不得不面对的课题。
 
安徽省淮南市凤台县,古称下蔡,认识它要从几个显著特点开始:全国深井采煤第一大县;淮河、西淝河过境,水路运输发达;地处淮北平原,基本农田占全县一半以上的面积。
 
这些对外介绍的特点,在凤台县环保局长盛辉眼里,却意味着特殊的“麻烦”——
 
产煤的地方,给人的印象总是黑乎乎的。除了脏,深井煤矿开采还带来了大片农田和农舍沉陷,对自然环境破坏严重,隐藏着复杂的补偿、搬迁和安置等矛盾;
 
煤炭外运中,汽运带来扬尘污染,如果选择水路运输,包围着县城而过的淮河两岸,大大小小的码头、堆场和洗煤场,则会让整个凤台县笼罩在随时可能袭来的黑色粉末中;
 
大片基本农田,每到夏秋两季,上面是中央秸秆禁烧的要求,下面是农民四处点火焚烧的压力,这让处于中间责任层的县环保局乃至县政府班子,不得不全员上阵地毯式巡逻灭火。
 
盛辉眼里的这些“麻烦”,摆在凤台县领导班子桌面上,就是青山绿水与真金白银的衡量与取舍。
 
从2002年到2012年的煤炭黄金十年,将凤台县送上安徽省GDP十强县位置,但也让它面临着纷繁复杂的环境治理沉疴。
 
这样一个县要治污?它究竟是一道选择题,还是一道计算题?
 
隐忧初现
 
有一天,凤台县县长袁祖怀站在凤台国际饭店门口,正和一批客人介绍凤台,一阵大风刮来,夹杂着黑色煤粉的灰尘,落了满头满身,场面尴尬。
 
这个画面和当时内心的崩溃感,袁祖怀至今难忘。
 
从上世纪90年代起,凤台地下120亿吨煤炭,就像一个巨大的宝盆,吸引着人们向地层深处不断掘进,先后兴建了张集、顾桥、顾北、丁集等煤矿,最高峰时,年煤炭产量4000万吨。
 
为了把这些煤炭运输出去,成本相对低廉的水路,成了不二选择。
 
凤台国际饭店就坐落在淮河河畔。淮河两岸,不到百米的间隔,历年建起的小码头、小堆场里,黑色煤堆像连绵的小山一样,就算没有大风,一辆车子经过,卷起的黑色扬尘,也够人难受一阵子。
 
凤台县城的淮河岸边,等待为煤炭堆场卸货的大妈。 李瑾 摄
 
住在淮河北岸的一位县政府公务员回忆,每天早晨,他认认真真打扫一遍屋子,等到了下班回家时,落满灰尘的地板,脚踩上去,就会留下清晰的印记。
 
“是很脏,但靠煤‘吃’煤,大家都习惯了。”
 
凤台县长期头顶全国深井采煤第一大县的名头。2008年,煤炭价格最好的时候,凤台GDP总值130.7亿元,位居全省第4,与第1名的无为县相差不到30亿元。
 
然而,2012年,袁祖怀上任凤台县县长这年,煤炭“黄金十年”宣告结束。凤台县当年全年的GDP总值为215.2亿元,掉落到全省第6名,与第1名的肥西县相差了201亿元。
 
2013年、2014年,煤炭价格的颓势不减,凤台县的排名,两年再降3位。
 
尽管凤台的GDP总量始终稳定保持在220亿元左右,但相对于其他县的快速发展,靠煤炭吃饭的凤台,像是被那挖空的地下黑洞紧紧攥住,难以动弹。
 
采煤沉降区,一所坍塌的民房。 李瑾 摄
 
在凤台人看来,几个大煤矿和电厂属于央企、省企,凤台从中得利不多,但所有的环境代价却要凤台承担。
 
这样的感觉,在煤炭价格走低的几年,更显突出。
 
过去一段时间,因为煤电基地建设的快速推进,一些煤炭企业在征地手续没有办理、塌陷区群众没有得到妥善安置和补偿的情况下,采取了先采后征,先塌陷后补偿的办法。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经济的发展,这让原本就充满争议的补偿方案愈发显得“不合时宜”,群众不满和社会矛盾日益累积。
 
袁祖怀毫不讳言,“凤台的上访量不小,很头疼,也困扰着凤台县的发展。”
 
“一煤独大”的格局,凤台县领导班子不是没有做过扭转的努力。然而,固有发展模式的惯性下,转变谈何容易。
 
看着凤台县的经济构成表,县里不少领导的内心不止一次地自问,怎样才能走出环境困局?
 
凤台县内在的环保矛盾还未解决,外部的环保压力却已层层袭来。
 
禁烧窘境
 
2013年1月,包括北京在内的中国东部持续近一个月的严重雾霾天气,激发的民间环保治理诉求,向各地政府管理者涌来。
 
此后,在一次次的雾霾天中,整个社会都在思考同一个问题——经济发展是为了什么?
 
环境问题在倒逼发展方式的转变。大气治理,首当其冲。
 
在凤台县环保局监测站总工程师徐中根的记忆中,从2012年开始,国家关于秸秆禁烧的执行,突然严格起来。“你在田头烧秸秆,咔嚓,头顶的卫星就给你拍到了,环保部全国通报,县里的压力可大了。”
 
研究发现,在焚烧秸秆高发期出现的严重污染天气中,焚烧秸秆带来的污染物对雾霾的贡献率可能达到20%左右。因此,秸秆禁烧成为全国大气治理中,首先被重视起来的措施。
 
而我国秸秆焚烧最严重的区域之一在淮河流域,特别是江苏北部,安徽北部,河南中、南部,山东南部,时间为每年6月。
 
徐中根说的“咔嚓”拍照,是一种遥感监测技术。国家环保部每天通过卫星遥感,监测全国范围内秸秆焚烧火情,并实时发布全国火点统计。凤台县,恰恰就处于重点监测区域。
 
从卫星遥感监测开始,凤台县被拍到过两次,县长袁祖怀心有余悸。“每天忙着四处巡查火点,可还是有堵不住的时候。”
 
头上有“天眼”,凤台县的官员们忌惮着,但农田里的农民可不管这些。
 
环保局长盛辉形容,秸秆焚烧厉害的时候,遮天盖日,刺鼻呛人。有时候,他在屋里开会,眼睛都能熏得流泪。要是秸秆是湿的,烧起来烟更大,县城里都能看到大片烟灰落下来,飘得到处都是。
 
作为农业大县,凤台每年夏秋两季收割季,农民四处点火,全县干部日夜巡逻,那场面,盛辉形容,“疲于奔命”。
 
袁祖怀在淮河岸边调研堆场码头治理情况。 李瑾 摄
 
徐中根记得,2014年,他包了3个镇共20多个村,光村干部值守点就设置了30多个。县里包保的干部,每天需要开车巡查一遍值守点,一是查看基层人员是否到位尽责,二是路上遇到火点也好及时扑灭。
 
几乎整个6月,盛辉白天上班,到了傍晚6、7点,吃过饭后就开着车到自己包保片区巡逻,回到家里经常要到夜里12点多。想起自己第一次灭火的情景,盛辉记忆犹新。
 
那是2014年,县委刚开完会,盛辉就接到通知说,朱马店镇有人焚烧秸秆了。
 
等盛辉赶到现场,火已经烧得很大,一浪一浪地,像是一条条火龙。他从附近老百姓家抄起扫帚,冲上去,迎着火头就打,用了个把小时,才终于灭掉了一条火线,可旁边还有火在着。
 
这一次灭火,对盛辉触动很大。“你在灭火,着急得要命,可老百姓都在围观,没人愿意帮忙。他们觉得还不如烧完了,这样明年地肥收成好,干部都是吃饱了没事干。”
 
环保治理的孤立感,萦绕在盛辉的心头。
 
秸秆禁烧期,县环保局全部人马只有40多人。在国家环保部的监测压力下,整个凤台县的干部,几乎全员上阵巡查,县长袁祖怀也不例外。
 
有一天,巡查跑了4个小时后,司机告诉袁祖怀,“今天巡查,车已经跑了300多公里了。”
 
袁祖怀心里一惊,“凤台才多大,这不是办法啊!”
 
环保紧箍咒
 
从秸秆禁烧的疲惫开始,环保压力倒逼出来的主观治理意识,在凤台县领导班子中一点点积累。
 
分水岭,从2015年1月1日开始。
 
被称为“长出钢牙”的新环保法正式实施,对地方环境治理责任提出了全新的要求。
 
为了让新环保法确立的新规得以实施,国家环保部启动了54项配套文件、规章制度的制定工作。“按日计罚”“查封、扣押”“限产停产”等新规实施细则一一出台,“行政追责”“行政拘留”等其他50项配套文件也陆续颁布。
 
短短两年时间内,环保部约谈地方负责人、环保督查组开展地方巡查、法律赋予民间公益组织环境公益诉讼的权利……
 
一道道环保紧箍咒,层层念到凤台县,所有人都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环保政治压力和法治压力。
 
袁祖怀觉得这些压力来得挺好。
 
不管是凤台县委县政府领导班子,还是人民群众,如果对环保的认识尚有分歧,或者说环保局长盛辉曾经感觉到的那种孤立感依然存在,那么环境问题就很难解决。如今,有了“尚方宝剑”和自上而下的环保督查压力,凤台的环境治理关系,就有了强力理顺的机会。
 
“青山绿水就是金山银山”,这是政治要求;新环保法的实施,这是法治要求。
 
凤台县环保局的工作人员注意到,县委县政府领导班子对环保的要求开始强硬起来,领导们大会小会上说的话、布置的工作,很多都和环保有关了。
 
凤台县环保局一位执法人员回忆,以前,执法队到县里一个工业开发区执法时,企业很快就找到县领导打来电话,“都是县里招商引资来的企业,以后别去了。”
 
环保局执法大队队员心里窝火,谁都没拿环保当回事,不去就不去吧,惹那麻烦干什么。
 
环保局监测站工程师徐中根以前是老师,后来考到环保局工作。开始那几年,他觉得工作很轻松,比当老师时每年有两个假期还惬意。现在,加班才是常态。与过去“不惹麻烦”的想法不同了,环保局的工作人员开始掂量,如果放任污染企业不管,以后被问责怎么办。
 
环保局局长盛辉内心感受到的责任压力,比别人更大一些。
 
“别看秸秆禁烧期累成那样,但这也只是环保工作的一部分。环保局的工作,大量集中在国企、省企,真正的难点也在这儿。”盛辉说。
 
顾桥镇煤矿、电厂都有固体废物排放,煤矸石、粉煤灰随意处置,引发大量环保问题。
 
2015年春耕插秧之前,环保局发现,顾桥镇一家大煤矿企业门口的永幸河快淤死了。这条1978年完工的人工水利灌溉渠,至今对凤台的农耕灌溉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袁祖怀在淮河岸边询问堆场码头治理进展状况。 李瑾 摄
 
盛辉赶到现场一看,不过10多米宽的永幸河道里,绵延上百米的黑色淤泥堆积。再不清理,春耕灌溉就要受到影响了。
 
煤矸石是煤炭生产的固体废料,但里面还有一些煤,煤矿企业就会把这些煤洗出来。因为加工粗糙原始,含有大量固体煤灰的洗煤水就直接排进了永幸河。
 
“企业都这么干,不用一个礼拜,永幸河就能堵死了。”盛辉记得,环保局施压负有主要排污责任的5家企业,筹集来500多万元用于清淤。即便如此,盛辉也一点不敢松懈。整整一个月,盛辉的上班地点改在了清淤点儿,天天盯着施工。
 
“我不去,插秧前河道清不出来怎么办?县里要问我的责啊。”盛辉解释道,“再说,企业也需要通过环保局的工作方式,认清环保形势。”
 
科学治理
 
企业要守法,靠环保局几个人突击检查?
 
县长袁祖怀觉得还不够。
 
“你说企业污染了,要罚款也好,要停产也好,拿不出证据来,怎么执法?”袁祖怀说,水污染,有排放路径可以查;土壤污染,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也有据可查;空气是流动的,大气污染找谁负责?
 
一次偶然的机会,电信企业的工作人员告诉环保局工作人员,遍布全县的通信信号塔上,可以安装视频监控查看火点。这个办法,让凤台县的秸秆禁烧工作一下子摆脱窘境,从人海战术步入科技治理。
 
这一变化,启发袁祖怀开始思考,环境治理本身就是一个产业,如果找到一种科技手段,既能为环保执法提供科学依据,又能发展成为凤台县的绿色经济,岂不是一举两得?
 
很快,专注于煤矿井下大气监测治理的一家科技公司,成了凤台县大气治理的合作伙伴。
 
2015年下半年,这家公司开始研发大气污染网格化管理方案,经过一年时间的研发,一种大气监测设备亮相凤台。
 
凤台县环境监测中心。 李瑾 摄
 
白色的铁皮盒子里,包括温度、湿度、风速、PM2.5、PM10等24小时在线数据监测设备。设置在凤台县政府大楼里的监测中心,一块大屏幕上,从91个监测点传回的数据实时显示。工作人员可以随时调取任意一点的监测数据和历史数据,软件还可以对数据进行分析,对超标点报警显示。
 
这套刚上线不到3个月的系统,已经投入近2000万元,它寄托了凤台县科学治理大气污染的雄心。按照规划,未来全县按照2公里×2公里划分的网格,每个点都会安装一台监测设备,采集的数据每周出一份分析报告,提供给环保局。
 
现在,首批安装的91个监测装置,确保了每个乡镇都有一个。在煤矿、电厂、工地、堆场等污染敏感域附近,监测装置布点更为密集。
 
通过环境监测设备,环境污染数据实时显现。 李瑾 摄
 
眼下,放下难啃的央企、省企不谈,就说凤台县政府内部,即便是拿到了监测诊断,下一步如何治理的部门责任划分问题,仍然需要摆到桌面去谈。
 
3月底,就在记者到凤台采访前两天,徐中根就根据一个监测数据报警点,发现了一处新的扬尘污染源。
 
这个监测点位于凤台一桥上。放眼望去,大桥两侧的淮河岸边,春天的树枝葱绿,油菜花田金灿灿的。徐中根开车从桥上来来回回地过,一切看上去都很正常。“难道是监测设备不准确,它错了?”他不死心,亲自到桥下走一趟,这才发现了一个没有硬化地面的新设停车场,大货车进进出出带起扬尘。他断定,这就是罪魁祸首了。
 
污染原因找到了,就这个污染点来说,下一步会怎么治理?
 
这个问题也难倒了环保局。
 
“停车场的问题,归交通运输局还是城管局?要掐掉污染源,如果进行地面硬化,谁出钱?这些问题涉及到不同部门职责,环保局解决不了。”徐中根说。
 
现在,这个污染点的问题,由环保局局长盛辉交到了分管县领导面前等待“裁决”。
 
有了一套先进的大气诊断手段,找到了污染原因,问题涉及到不同部门时,如何协调不同部门的利益,如何划分不同部门的职责,怎样杜绝部门间扯皮推诿不作为,又成了县委班子需要用机制建设一揽子解决的新问题。
 
治理之难
 
对管理者来说,科技也好,法律也罢,都是对环境治理的强力支撑,却并不是全部。环境治理的现代化,别说对凤台县,就是对整个中国,都是一门正在探索、不断改进的课题。
 
凤台县的“十三五”规划中,一个重要目标是成为国家级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
 
生态文明示范县,是2016年1月由环保部在原有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基础上升级的一个评选。考核指标包括生态空间、生态经济、生态环境、生态生活、生态制度、生态文化等6大领域38项指标,涉及到规划环评执行率、工业用地增加值、环境空气质量达标情况、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等方方面面。
 
对凤台县来说,要达到这个目标,首先需要编制一个生态规划,搞清楚家底现状,制定改进措施。
 
然而,就是这样一份生态规划,凤台县四处寻找,居然没有单位和部门能接。最终,县里找到安徽省里的一个研究团队,作为新课题在做。
 
到了微观的环境治理上,过去粗放式发展遗留下的问题,现任凤台县委县政府必须用时间、金钱和法治来一一消化。
 
从去年10月开始,凤台县组织了公安、海事、河道、环保等相关部门对凤台二桥周边先后开展了两次环境集中整治行动,清除煤砂等物料堆场44个。
 
码头整治工作同时进行。县里的一份统计显示,他们曾开展多次联合集中执法行动,出动警力600余人次,参加行动人员2000余人次,动用大型机械近百台,运输车辆200余辆。
 
依法办事,是整治清理的核心。营业期限到了的,不再审批;合法的码头,由于环保需要拆除的,该补偿就合理补偿。
 
当然,现实的情况,远比治理原则更为复杂。
 
按照规定,码头的审批权在海事局,岸上的堆场审批权在河道局。然而,海事局隶属于淮南市直接管理,凤台县无权对码头审批进行干预。“我们只能让河道局不再续批堆场了。没有堆场,码头合法也没法用了。”袁祖怀有点无奈。
 
动人利益的事,是最难的事,但袁祖怀也坦然。“只要守住依法治理这条红线,干什么事都有法律依据,我们也就问心无愧了。”
 
相比看得见的“黑”,更让凤台县头疼的是,采矿之后的沉陷治理难题。
 
离新集镇一家煤炭企业旁的堆场没多远的地方,一片开阔的湖面映入眼帘。几年前,这里还是良田,岸边布满裂痕坍塌的房子里,也还有村民居住。地下600米——相当于中国第一高楼上海中心大厦的高度,煤炭采空之后留下的“黑洞”,拉扯着地面向下沉陷。之后,雨水和地下水一点点将这“黑洞”填满,掩盖了一切,留下表面的平静。
 
“县里正在做水面漂浮式光伏项目。”袁祖怀介绍说。
 
在一份公开的报道中,凤台县一个1万亩的采煤沉陷区水面,规划建设300兆瓦水面漂浮式光伏电站,总投资预计30亿元,两年内建成。
 
在凤台,共计11.4万亩沉陷区水面,显然不可能全部找到治理项目。整个淮南市,所有的沉陷区有100个西湖那么大,治理资金缺口可想而知。
 
“上次来,那棵树还没淹呢,这次已经只剩那么点儿树尖儿还在水面上了。”车子走在沉陷区水面中不断被加高的碎石路上,袁祖怀努力从细节处寻找这片土地的变化,“你听到过从地底传来的沉陷声音吗?有村民向我形容过,很可怕的。”
 
采煤沉降区形成的湖边,这所民房浸泡在水里。 李瑾 摄
 
站在凤台县县长的角度去看,煤矿为凤台县带来的经济效益,在当下环保要求渐高的环境下,未必划算。
 
按照税收分配体制计算,煤矿企业缴纳的税收,最终只有10%左右落到了凤台县口袋里,但环境破坏造成的一切损失,都要由当地来承受。对此,袁祖怀的观点是,煤矿肯定还是要开,但煤矿企业对环境的主体责任,应该像安全生产一样,被国家重视起来。“如果像抓安全生产一样抓煤炭企业的环境治理,还能这样肆意沉陷吗?”
 
20多年前,袁祖怀看到一则报道中说,瑞士青年人最关心的问题是环境问题时,他感到无法理解。多年后,望着凤台县模糊混沌的天际线,他终于开始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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