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建党95周年”:救国运动从梦草公园开始

2016-06-20 15:03 来源:未知 作者:admin
“纪念建党95周年”:救国运动从梦草公园开始

摘要:在中国共产党建党95周年来临之际,我们采写党史上的今天,这组系列报道,从1919年五四运动对贵阳的影响开始,到1949年贵阳解放结束,以30年为时间主线,讲述中国共产党在贵州的生根发芽和枝繁叶茂。

开篇语:

1934年1月,贵州地下党第一个党支部———中国共产党毕节支部正式成立,当时,只有三名党员———林青、秦天真、缪正元。

80余载光阴,恍如白驹过隙。截止到2015年12月31日,贵州省委组织部提供的数据:贵州有中国共产党员1696772名。

从3到1696772,这不是简单的数字变化,而是中国共产党“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栉风沐雨砥砺名行”的写照。

在中国共产党建党95周年来临之际,我们采写党史上的今天,这不是简单地回顾历史,而是重温历史的脉络,汲取今天前进的养分。

翻阅中国共产党贵州史,一个个熟悉的名字跃然纸上,一段段精彩的故事历历在目:五四运动之后,身在北京的贵阳学生写信告诉家乡人民,这样的信件被当局扣押;林青、秦天真、缪正元三名热血青年,以己微薄之力,奔走在贵州这片土地上,发动起志同道合之士,寻求中国的光明之路;面对祖国内忧外患,贵州的共产党员群策群力,支援延安,支援解放区;解放前夜,诸多共产党员或明或暗,与反动势力斗智斗勇,完整保护了贵阳这座城市……

这组系列报道,从1919年五四运动对贵阳的影响开始,到1949年贵阳解放结束,以30年为时间主线,讲述中国共产党在贵州的生根发芽和枝繁叶茂。

中国共产党贵州史,不需太多注解,因为从3到1696772,这本身就是丰满的故事。


 

当时的梦草公园

连接大十字与花香村的中山西路中段,或许只有上了年纪的贵阳的老人才记得,这里曾有一座著名的梦草公园(后叫中山公园)。百年时光流转,梦草公园已在城市的变迁中,成为历史。

如果时光的镜头能定格在1919年至1933年的中山西路,彼时贵阳的进步人士,通过远道而来的书信,获知发生已久的“五四”运动、“五卅”惨案、“九一八”事变。之后,他们团结起来,从梦草公园出发,号召贵州人民团结起来救国图存。

这段时期,频繁的学生运动,在逐渐唤醒贵州人民,为紧随其后的贵州党组织建立储备了人才,同时也奠定了基础。

A:万人游行

为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不少商店关门歇业,市民以各种形式参加反帝爱国游行。当时,广东街有间理发店还贴出歇业告示:“国事如此,无心整容,请君不必光顾。”

92岁的贵阳老人田丙坤,每当看到孙儿结婚照里那辆作为背景的黄包车,就会想起解放前的贵阳———当时,人力黄包车是最主要的交通工具,有钱人喜欢坐着黄包车,到中山路上寻找最好的理发店或衣料店。而梦草公园,是那个时候贵阳的地标。正因为繁华,中山路成为动荡年代学生高喊“救国”口号,进行游行示威表达爱国热情的重要地点。

贵阳最早的学生游行,是在1919年。当年5月4日,为反对巴黎和会“不平等”条约,北京3000学生爆发“五四运动”,消息传到贵阳,却被贵州军阀封锁,禁止各报馆刊登外地运动的消息,但他们挡不住在身在北京的贵州学生,往家里寄信。

很快,“五四运动”的情况在贵阳传开,因担心局势无法控制,时任贵州省长的军阀刘显世只能改变态度———让《贵州公报》《少年贵州报》《铎报》等报纸,于5月19日报道“五四运动”发起的情况。

5月下旬,各省相继成立国民大会,贵阳各界组织筹备贵州国民大会,何应钦被推举为国民大会的主持者。大会筹备处通过《贵州公报》向全省发出通告说:“吾黔非中国领土乎?七百万同胞非中国人民乎?当兹国本颠危,千钧一发之际,犹不能急起直追,尚能谓为有人心乎?”

这张报纸,至今还保存着,日期为1919年5月31日。

第二天,也就是1919年6月1日,贵阳各界人士在梦草公园光复楼召开贵州民国大会,大会上挂着山东青岛地图,还有“卖国贼”段祺瑞、曹汝霖、陆宗舆等人的画像,这激起了群众强烈的爱国热情。三千学生走上中山路、广州街(现中华路)游行、演说,沿途市民纷纷加入,将游行示威队伍扩大到1万余人。

贵州理工学院教授、历史学博士敖以深说,1919年6月,为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不少商店关门歇业,市民以各种形式参加反帝爱国游行。当时,广东街有间理发店还贴出歇业告示:“国事如此,无心整容,请君不必光顾。”

这种景象,也是贵阳人民觉醒的见证。

上世纪30年代的贵阳大十字

B:运动高潮

从1919年起至1933年,在梦草公园成立的进步团体,进行的游行演讲,抵制日货运动已无法计数。梦草公园成为当时贵阳传播马克思主义,宣传俄国十月革命,传阅进步文章,进行学生运动的重要地点……

梦草公园,曾是明时官员的府邸,内中有池塘,名为梦草池。1912年,辛亥以后才辟为公园,取名梦草公园。

梦草公园又叫中山公园,在田丙坤老人的记忆里,关于梦草公园已是1930年后的景象———里面亭台楼阁、古树参天、曲径通幽,在一片空旷的土地上,有人种下了十几株树苗。老一辈人告诉他,更早以前,这里池中荷花怒放,文人聚在池边饮酒作诗,常有学生在钟楼下集会,热闹非凡。

其实,从1897年至1920年,贵阳先后已建立了71所中小、专科学校,各校以贵阳大十字为中心向外延展,梦草公园自然成为各校学生相知、互助、集会的地点。

1916年,在贵阳南明小学就读的周逸群,就感到内忧外患,在光复楼上提诗“国事纷纷乱似丝,瓜分祸到尚不知,争名争利阋墙衅,无怪外人笑睡狮”于壁上,给这座公园加上了“觉醒”、“革命”的记号。

后来,贵阳学生游行声援“五四”运动,从梦草公园出发。同年7月5日,贵阳各校学生召集在梦草公园开会,商讨成立全国学生联合会贵州支会,军阀刘显世试图想让时任警察厅长李映雪,动用警察在7月16日学联贵州支会成立当天,只准开会,不准上街游行。

但这天上午,梦草公园的大门向众人敞开,还是在光复楼下,有学生、商人、进步人士。学生们对着国旗宣誓,“从今后,我愿为国牺牲性命及各种权利”。规模空前的学生游行运动冲破障碍,从梦草公园开始。

从1919年起至1933年,在梦草公园成立的进步团体,进行的游行演讲,抵制日货运动已无法计数。梦草公园成为当时贵阳传播马克思主义,宣传俄国十月革命,传阅进步文章,进行学生运动的重要地点,这个时段也是贵阳革命的一次高潮。同时,进步人士也遭到了当局的残酷对待。

田炳坤老人说,1933年,他又到过梦草公园,公园面积缩小了,多了几栋当时政府的办公楼,此前看到种下的那些小树,已冒出围墙,却被毁坏建起了警备司令部。这年9月18日,贵阳学生为纪念“九一八”两周年游行,而遭到军队镇压

当时的达德女子学校

省立模范中学(现贵阳二十一中)培养出了很多进步人士

C:血腥镇压

1932年9月22日,两名在邮局检查日货的小学生,遭到贵阳400多商贩毒打,引起全市30所学校罢课、游行。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开始在全国各地建立和发展党组织。1931年,“九一八”事变震惊中国。这天早晨,在贵阳电报局工作的省立第一中学兼课教师杨绍馨首先接到“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他匆匆赶到学校,对师生们说,“国难!昨晚日本人武装抢占了沈阳城。”

紧接着,上课铃响起,没有人进教室,学生们在操场、走廊高喊抗日口号,师生纷纷奔走各校,号召进步人士到一中开会。他们的目的是,给蒋介石发电报,请求停止内战、抵御外侮。要求对日经济绝交,抵制日货。

“九一八”事变后,“江流社”、贵州省学生抗日救国团、省妇女救国团等抗日进步团体相继成立,开展抗日活动。然而1932年7月,蒋介石却调集30万军队,向苏区革命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第四次“围剿”,并开始对全国民众的抗日救亡运动进行压制。1932年9月18日,纪念“九一八”一周年,贵阳学生发起抵制日货运动,9月22日,两名在邮局检查日货的小学生,遭到贵阳400多商贩毒打,引起全市30所学校罢课、游行。

1933年9月18日,两周年纪念这天,花牌坊(今中山西路与公园路交汇处)、府后街(今公园南路)上,人们手里拿着“全国的无产阶级完全赤化,何愁日本帝国主义不会打倒”等抗日革命传单,贵州当局惊恐万状,贵州军阀派兵持枪镇压,用一辆汽车向游行的学生猛冲过去,两名学生当场倒在了血泊中,还造成40余人受伤,50余人被捕。

这样的消息,贵州军阀当然不想外传,报纸、邮电信件全部检查封锁消息。直到20多天后,国闻社重庆通讯社才首次详细报道了此事。此后,上海《申报》以《贵阳惨剧》为题再次报道,10月17日,署名为旅隼的作者,用800字在《申报》上刊登《冲》一文,笔调辛辣,讽刺贵州军阀“是善于克敌的豪杰”,而作者正是鲁迅先生。

1933年,贵阳这一惨剧发生后,抗日救亡运动走向了低潮。田炳坤老人说,1935年,已经11岁的他再次来到梦草公园,公园道路泥泞,枯枝无人修剪,光复楼下,再没见到热血青年的身影。

敖以深说,“五四”运动以后,贵州各界顺应时代发展潮流,一次次将贵州民主革命、抗日救国运动推向高潮,给贵州、贵阳建立中共党组织奠定了基础。

革命先驱 留洋带回新思想

“五四”前后,贵州一批进步青年远渡日本、欧洲,学习马克思主义、了解俄国十月革命,将“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新思想,通过不同渠道向贵州甚至全国传播。

《贵州公报》最早报道俄国十月革命

1917年12月11日,在俄国爆发十月革命一个月后,《贵州公报》以《俄国第二次大革命要闻种种》为题,在贵州首次报道了俄国十月革命的情况。

“这则报道,讲诉了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如何推翻了资产阶级政府。”贵阳党史专家王毅力说,当天,因为这则报道,《贵州公报》被抢购一空。后来贵州很多报纸也连续报道了关于十月革命的文章,“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新思想开始在群众中传播。

但是,“社会主义”被当时的贵州军阀刘显世认为是“过激主义”,主张反帝反封建的人是“过激党”,当局开始攻击、扭曲、压制进步思想,但却没有挡住贵州一批进步青年远渡日本、欧洲,将更多、更深刻的新思想传入贵州。

《贵州青年》外地最早冠名“贵州”的进步刊物

1916年,周逸群在梦草公园光复楼上,内忧外患写下诗词。三年后,他前往日本东京庆应大学攻读经济学,课余时间,马克思主义著作成为他的精神粮食。

1923年,周逸群回国来到上海,他与贵阳进步青年李侠等创办《贵州青年》旬刊,这是外地创办的刊物中,出现“贵州”两字最早的刊物。

《贵州青年对贵州政治应有的主张》、《三民主义与贵州》……装有进步文章的《贵州青年》,被周逸群通过邮寄、托人传带的方式传回贵阳,引起贵州震动,而周逸群却收到了3次装有子弹的恐吓信。周逸群并没有因此畏惧,他得到了共产党青年领导人肖楚女的支持,并发展周逸群成为了中共党员。

《对于过去所受母校教育的印象》王若飞狱中写信指导母校教育

1917年,时年21岁、生于安顺的王若飞跟随黄齐生前往日本明治大学留学,同样搜集借阅了大量社会主义书刊。五四运动爆发后,他与黄齐生毅然回国,又于第二年到法国勤工俭学。

1925年,王若飞回国后,已是共产党员,先后任豫陕区党委书记、中共中央秘书长,1931年被捕后,他在狱中给秘密写下了《对于过去所受母校教育的印象》,辗转寄回了母校达德学校。文中提到,“教育家绝对不能脱离现实的整治斗争”、“要正确领导学生积极参与实际社会政治工作”……这些文字,已经明确指出了办教育要适合革命的潮流,适合当时最进步的革命思想。

当时,达德学校的师生读过王若飞的这篇文章后,受到很深的影响,开始在各校进行传播,培养出了一批向往民主的革命进步人士。

王若飞(右)和黄齐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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